问题·求道·行动

摘要: 这篇文字是写给自己看的,此外,对真正的同仁们来说或许也有点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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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字是写给自己看的,此外,对真正的同仁们来说或许也有点可读性。

 

      我从一个专力于画画的人,成为一个致力于理论和绘画两方面工作的人,实出于偶然。2013年我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毕业,仍在学校驻留,做一个闲散画家。闲着却又乐于画画,于是做不了其他养家的营生,也照顾不了亲人,其时我已成家但立业尚远,颇为索然。在家人建议和劝说下,我决定考博士试试。那会儿我在重庆已呆7年,也想换个空间和环境再涨点本事,设想毕业后便与家人团聚。2015年,幸运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岛子先生门下,开始读博生涯,研究方向是现代艺术理论与批评实践。虽然我从小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文艺史哲书籍,但这回干专业了,不仅读书的量更大,更主要是读书时所想的问题比原来多了,也比原来更复杂。在川美读本科的时期,图书馆里大部分涉及艺术理论的书籍都或多或少翻过几页,那时不是画画就是去图书馆,看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己艺术创作中常常困扰的问题。看书的快感一直就与解惑有关,或许读了也解不了,但多少能触及一点,问题或厘清了些许,或许更加深化些许,这种收获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就一直读下来了。

 

《当代英雄No.6》 王鹏杰  布面油画  60-50厘米  2017

这张画是为了纪念一位深为敬重的长辈而作。


高尔泰的美学专著《论美》(1957年) ,《美是自由的象征》(1986年)这两本书的出版,对高尔泰个人和中国美学界都造成了甚深的影响。


       到北京后,学习的资源和机会很多,除了清华美院的博士课程外,附近北大及清华人文学院的各类课程都非常有益,平时除了自己尽量多读书之外,只要有空,就到处听课、听讲座,不仅知识框架迅速扩张、知识量猛增,而且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也在更剧烈地调整。海量的数据、观点、逻辑、论辩每天在头脑里飞转,虽然困惑越来越多,但快感如潮是真的。此间,也对北京知识界大的氛围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理解。很多学者的观念与主张,让我非常反感与怀疑,有些在学界如雷贯耳的人物,他们所写所言,常常使我感到话中有话,这些东西或是他想歪了,或是他自己都不相信却硬要这样讲,这类现象的背后大有文章,大多与这些学人的权力欲望有斩不断的关系。这让我这个初入学术状态的年轻人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警觉性,心想以后可不能让自己出落成这副皮相。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我们国度,可谓跌宕起伏,说真话,特别是那些说得清晰明了、通俗易懂的知识人,在某些历史时期命途多舛。这是从事人文学科人士皆心知肚明的一条暗线,虽然现在已21世纪,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所敌视的异端文化,而历史恰恰证实,在后来的时光中,异端文化体系总能贡献出惊天动地的“善知识”或“真学问”。近30年来的思想史上演了连串的尴尬剧,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及知识功能早已被广泛质疑。就目前而言,文化界大致形成了一个共识,知识分子并非指那些读书人或拥有傲人学识的人,而是指那些能将知识和思想直接参与到社会化议题中的人,知识分子必须介入现实生活提出或具批判性或具建设性的学理方案。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80年代大约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涌现最多的时期,比如哲学领域的王若水、美学(及艺术)领域的高尔泰、文学传媒领域的刘宾雁、现代史领域的金观涛、文学史领域的钱理群、政治学领域的吴国光,即便是在官方知识界也有积极参与现实问题论战并努力推动学术进展的人物,比如人文领域的王元化、李慎之和经济学界的吴敬琏等,更早一些的还有顾准等少数先贤,今天还有多少知识分子?我不知道,谁是谁心里知道,反正我不是,我没有能力对现实做出真正有明显效力的文化贡献,更没有那个勇气和胆量。有时在一些私下场合,一些朋友会说几句或鼓励或肯定的话,我惭愧无地,好意能心领,但回头自己心理都会扇嘴巴。


 左起: 高尔泰,王若水,刘宾雁


《读书》杂志1984年第11期。这本杂志自1979年复刊,在此后近30年里充当了中国思想界交锋的前沿阵地,特别是80-90年代,与一众刊物一起推动了中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

 

     虽然做不了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毕竟干了理论专业工作,也不能允许自己完全漠视现实、麻木不仁,也不能忘记自己喜欢读书这么多年,皆因为阅读、思考总与自己具体的问题和困顿有关。学问必从问题出,于是问题必须是真问题,不能是伪问题。那什么是真问题呢?我想,就是脑子里总是绕不过去、朝思暮想的那些问题吧,而且这些问题总是与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探索有紧密的关联。真问题一般有这么几个特征,首先是具体,必须是可以准确表述并可以在认识论层面上进行讨论、验证的议题,题目越微观越细小越好,这样问题才能清晰化,所以那些装神弄鬼、理想大话、文艺抒情、含糊不明的呓语都被排除在外了;其次是及物,我谈“及物”这个词很多次了,但我发现中国当代所有虚假的学术问题和艺术作品都是“不及物”的产物,所以暂时还用这个词吧,所谓“言之有物”,及物就是有针对性、有对象性、有现实性、有切实的探究性,并且其可证伪性与上面说的那个“具体”是互相重合的,关于现实性,就是与思想者自己及其所处的语境有着真实不虚的联系。当然所谓有当下现实针对性,并不意味着对过去历史和知识的研究与检讨就不是真问题,如果这些学问能激活当下的思考和实践,能为当代的知识和生活提供参考,那一样是真问题。总是围绕着真问题的学术,才是学问,是学术。真与假,是与非,是正常人类应有的基本知识态度,这是个原则,好与坏、美与丑、高与低、雅与俗、广与狭等皆不是原则。我想,自己做学术工作,至少不能让学术跌出学问的底线,保守住这一点在今天并不容易。或许有些真东西自己不敢说,但不可昧着心说假东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的层次,对于读书人来说,古代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旨,但这与我无关,本事与器宇皆与之无缘。无力入世的读书人关起门来,追究世俗世界的真理则应是他们学术工作的应有之义,真理高悬于宇宙无限深处,它投射在世间有多重面目,但所有真理的面目都与提升人的智慧、解放人的心灵、拓展人的自由、增添人的福祉有关,不仅关乎知识学理的价值,也应关乎生活存在的价值,打通智识与体验的通道,使人活泼不堕,这种知识属性近乎于咱们祖国文化传统中那个神乎其技的“道”,有一点求道的色彩了。我学识极为短浅,无知愚钝,好在学习反省永无止境,或可以治学而稍能自觉自悟,人生悲苦事多矣,若不以求道度己之心踏实过活,难以化掉绝望的底色,难以安顿灵魂。所谓求道,这是个比方,我对玄学与反认识论的任何“道”都怀疑,但对于个人的整体解放确有向往之情,这或许是自己从事艺术创作、理论研究的根本动力。

 

顾准,在80年代之前的当代史中,他所象征的知识分子意义无可替代。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金观涛 著,法律出版社,2011年出版。


     就本质来说,真理是不能绝对化对待的,由于不同学者政治、知识、审美立场不同,各自所自认为的真理总有不同的面向。比如在公共知识领域中,常常有左、中、右的分别,不过在我国,各派都盛产“话语表演艺术家”。比如不少彪炳自己是左派学人(或新左派)或自由主义者的绅士,往往将党派性和政治性作为自己演出的工具,他们的角色感都非常好,诡异的是,两者所在乎的观众却是同一群人。其实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抑或折衷主义,其实都有自己重要的知识意义和实践价值,能在不同角度上为社会的正常运行、为人类合理价值的建设做出贡献。过分夸大某一种路线的正确性是不可取的,比如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某一时期就为资本掠夺提供诡辩的服务,但它在另一些层面上确为思想的解放与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助力,并且保护了个体价值和意义;比如左派的极端实践曾引发了苏联等国家地区的社会灾难,但在西方确也构成了批判资本主义体制、维护底层权益最有力的社会力量;再如欧洲的保守主义,不仅敌视革命,甚至在改良实践方面也非常审慎,但恰恰是保守主义有效地维持了文明与社会的正常发展,尽可能地规避了激进和冒进可能带来的动荡。无论哪一派别,知识人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诉求,皆应围绕着不断变动的现实语境来展开,其社会目标都应是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尽可能接近自由与正义的平衡,而不是死死抱住某一种绝对的理念或信条,这样一来,理论话语才不会迅速失效或被利用。就国内情形而言,底层的利益与愿望难以充分地转化为学术性话语,参与到公共议题当中,所以真正的左派是十分重要的力量,但注意我这说的是“真正的左派”,而不是“左派表演艺术家”。在西方,真正的左派是以维护社会底层价值、权益为己任的,是批判、质疑资本剥削、权力暴力最激进的力量,但是我们身边不少所谓左派知识人,却想方设法规避真正的社会问题和大众焦虑,以高度技术化的学术性语言,为资本与权力媾和的合理性提供学理支持,谁见过这样的左派?哪怕其文章中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热忱再高,在本质上仍是帮闲或帮凶的角色。无论左、中、右,对正常、良性社会整体机制的探索与追求、对个人及社群合理权利和发展空间的争取,都应是共同的底线,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出现任何分歧,否则不管吵吵“革命”还是“自由”都非常可疑。

 

无论是影响力还是思想能力,王元化与李慎之皆为新时期体制内人文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


     虽然问题的真与假是治学的关键,但我丝毫不敢轻视方法的价值和功能,现在的人文学术必须尽可能拥抱更多的学科和知识体系,打通学科界限及固化体制的壁垒,必须运用多样的方法,否则研究的含量和突破性就不断下降。虽说跨界与多元是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每个人的问题域和知识库是有限的,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时间和经验是有限的。就我自己来说,最感兴趣也比较能涉足的领域,大约只有艺术理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因为自己有十几年艺术创作实践的体验与思考,所以进入艺术理论是自然而然的。又因为自己主要是画画,所以对绘画史与绘画创作理论、形式理论、观看理论、知觉心理学这些方面都能涉及到。因为博士研究方向是现代艺术理论与批评,所以西方现当代艺术阐释学、批评理论、视觉文化理论也会涉及到。无论是西方现代艺术理论还是广义上的绘画理论,其实都与我自己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相关,一个是审美现代性是怎么生成的、它还有多大实践潜力,另一个是绘画到底能为个体(无论作者还是观者)提供什么样的自我认识、自我解放的空间。关于历史学方面的涉猎,也与我个人的两个核心问题有关,其一是中国现代性是从哪来的、它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它的内部肌体到底是什么状态(其实对审美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文化史的涉足也是为了探究这个问题),其二是中国艺术对中国现代性的演变曾造成了什么影响、中国艺术能为助力中国社会变化提供哪些实践空间。这样,我就把学术工作的范围限定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特别是绘画史)、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与演变历程等方面。自己身在当代,迷雾笼罩,且阅历与学识不逮,所以还不能完成关于当代文化、当代艺术方面的体系化论述,于是将目光先聚焦在民国时代,这是中国现代性的成型及转折时期,与今天的现实有密切的关联,禁区相对少些,适合从这里入手。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晚清甚至更早的“明清之际”兴趣越来越浓,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信息,其文化形态也丰富有趣。我固执地认为,无论对于文艺学还是文史哲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至今仍是人文学科中最为关键的论域之一,而且这个问题区域长期笼罩着暧昧不明的阴霾,我想戴着口罩去一探究竟。对中国现代性起源的探究,按道理说,还应该对中国整体的历史有饱满的知识储备,但我的古文素养和古文献学水平不行,所以只能限定在明代以来的时段了。即便我有心力去做那样的宏观考察,短暂的生命也不足以支持那样庞大的计划,还是力所能及做点自己能做的吧。这种劳动和工作,虽然与很多同仁高喊的“介入”、“参与”、“实践”相比显得有点静态和保守,但这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干预,既是自我批判、自我认知、自我建构,也是对外部的一种“进入”且“改造”的路径,虽是一种非常不“酷”的方式,但只要所专注的问题是务实的,写作就具有反抗生活中腐败成分的属性,或许也有一点行动的意义。虽也喜欢读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其他门类的东西,但不敢妄想去从事那些领域的研究,但希望有更多时间读更多的书,思索更多样的东西,这对自己的“求道”有时甚至比读本专业领域的书还有启发。


读书求知的主动性,应该像音像店中的董鹤老师(如图)所洋溢出来的求知欲那样强烈才好。


作为一个画画的人,我想用绘画来关照自己的心、解放自己的感性、反拨自己可能过于理性化的性情,如果能给别人带来一些乐趣那更荣幸了;作为一个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我想用读书、研究、写作来为自己生活的年代留下一份尽可能诚恳的文献,更主要是为自己往后的生活提供一些不至于羞愧的理由,不浪费自己每天吃下去的粮食,对得起自己虽然浅薄寡陋却也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多年来,我身边总有一些朋友能比较坦诚地批评、敲打我,提供许多让自己更生惰性劣习的机会,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表,希望以后还能听到来自各方向的真话。既然要探索、行动,如何与那不可救药的个人局限性展开缠斗就是一场百年战争,写下这些,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提个醒,尽量避免怠惰或走失,且以此为据。

 


              20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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